长征开始，留在苏区12位领导都是毛主席的人，只有5人活到新中国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的火把连成一条长龙，八万六千名红军主力踏上了西行的征途。送行的人群里，有人悄悄抹泪，有人默默挥手。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留下来的人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 主力走后的中央苏区，只剩下一万六千余名红军将士和数万名伤病员，而蒋介石调集的五十万大军正从三面压来。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死局。 一份名单背后的政治筛选 在当年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的干部人员去与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由组织所具有的程序来进行决定的。在博古和李德主持这个事情的情况下，那个所谓的“三人团”，对于谁要离开谁要留下这样的事情拥有最终进行拍板的权力。 他们所采用的筛选方面的标准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方面的色彩，凡是他们看着感觉不顺眼、被认定为有“右倾”这种倾向、不积极去执行他们那一套路线的人，全部都被留了下来。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这一职务的李维汉在后来回忆的时候提到，长征之前干部的去留情况实际上并不是由组织局来进行拍板决定的，而是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部队各自所具有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先上报各自的名单，然后再由组织局进行统一的编队。 这个流程听起来是合理的，但是背后所具有的逻辑并不是那么的干净。 在留守名单上面的核心的人物，足足达到了十二位。中共中央分局是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这五个人组成的，项英担任书记并且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随后又增补了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毛泽覃、李才莲、梁柏台、汪金祥这七个人。 这十二个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跟毛主席有过长期的一起共事的经历。瞿秋白是毛主席早年时候的革命方面的战友，两个人在中央苏区时期有过密切的合作。陈毅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跟着毛主席，在赣南闽西的根据地建设这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了许多年。 毛泽覃是毛主席的亲弟弟。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长期在闽西根据地进行工作，对于农村工作和群众动员方面十分熟悉，这些经验正是毛主席所看重并且倡导的。把这一批人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就相当于把一批跟毛主席路线走得最近的人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毛主席本人最初也是在留守名单之中的。博古、李德把他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不想让他跟着一起走，就是担心毛主席继续反对他们的路线。后来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极力去争取，他才得以跟随主力进行转移。刘伯承同样差一点被留下，也是经过别人争取才获准参加长征。 九路突围，血染青山 主力红军离开之后不久，国民党军便从北、东、南这三面压进苏区，瑞金、于都、会昌这些地方相继失守。留守的红军试图采用阵地战的方式去阻击敌人，但是兵力悬殊太大了，弹药极度地匮乏，每一次正面的交锋都意味着成批的伤亡。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接到紧急的指示，把将近万名红军和党政人员分成九路进行突围。这九路队伍要穿过敌军所控制的道路和村镇，稍微有暴露就可能遭到包围。 突围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政治部主任贺昌在会昌河畔遭遇到敌人的伏击，重伤之后不愿意被俘，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年仅29岁。毛泽覃率领部队在瑞金附近的山中坚持进行游击，1935年4月2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 为了掩护战友脱险，他中弹牺牲，年仅29岁。他牺牲之前把身上的勋章扔进了河里，不让敌人拿到任何能够羞辱他的东西。 瞿秋白身体患有十分严重的肺部病症，在进行突围的路途中，于福建长汀这个地方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力量发现了。 在1935年6月18日这一天，他在沿途的过程当中用俄语唱着那首自己进行谱译的歌曲《国际歌》朝着刑场的方向走去，他把双腿盘起来坐在草地之上，回过头去脸上带着微笑对执行死刑的刽子手说了一句话，内容是“此地甚好”，然后他就把双眼闭上了，那个时候他年龄是36岁。 年龄接近六十岁的何叔衡在进行突围的过程中体力方面难以支撑下去。在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水口小迳村那个地方遭遇了敌人的包围堵截，为了不使同志受到拖累，他大声呼喊着“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接着纵身跳下了悬崖。 担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这个职务的李才莲带领着队伍进行突围之后就下落不被知晓了。他的妻子池煜华在家乡那个地方等了他整整一辈子，家中的门槛被踏出了一道很深很深的豁口，一直到了晚年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经牺牲了。 在1983年，池煜华收到了政府所发放的烈士证明，在那张证明上面写着李才莲在1935年就已经在瑞金那个地方牺牲了，那个时候他仅仅只有22岁。 梁柏台在进行突围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并且被捕了，他坚守忠贞不会屈服，悲惨地遭到杀害，那个时候他年龄是38岁。 活下来的人，走出了另一条路 十二个人之中，最终有五个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陈毅是这些人当中最为广泛地被人知晓的一位。他在进行突围的过程中腿部过去的旧伤再次发作，行动方面十分困难，然而他硬是带着队伍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里面坚持开展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住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