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养老体系彻底崩塌，给了中国警告：最先倒下的，也许不是老人

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介护离职”，意思是家里有人需要长期照顾，自己不得不辞掉工作回家当看护。按照日本总务省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数据，每年因为照顾家人而离职的人在十万上下，其中越来越多是正式员工，而且大多是四五十岁、正处在职业黄金期的人。 他们并不想离开职场，可体力撑不住，照顾看不到尽头，家里又没有第二个人能分担，最后只能递上辞呈。日本养老体系彻底崩塌，给了中国警告：最先倒下的，也许不是老人。 这句话乍一听有些夸张，日本的养老保险、介护保险覆盖全民，制度设计在世界上也算精细。可如果走进那些正在照顾老人的普通家庭，就会发现，真正被压垮的，往往不是躺在床上的老人，而是守在床边的中年人，甚至是还没成年的孩子。 先看日本的人口底色。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日本总人口的三成，每三个人里差不多就有一个老人，其中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在持续增多。 老人越来越多，需要照顾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够提供照顾的人却越来越少。日本厚生劳动省测算，到2026年度，全国介护人员的缺口在二十五万人左右；再往后推到2040年，缺口可能扩大到五十多万人。 机构招不到人，家庭也请不到人，缺口最终只能由家人自己来填。制度上的门槛，让这个缺口更加刺眼。 日本把需要照护的程度细分为“要支援”和“要介护”共七个等级。从2015年起，公立的特别养护老人院原则上只接收“要介护3”以上的老人，而到了这一级，老人往往已经连翻身、穿衣、如厕都无法自理。 也就是说，大量中轻度失能的老人，只能靠家人在家里照顾。门槛一抬高，压力就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一个个家庭身上。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努力。为了遏制“介护离职”，日本修改了育儿介护休业法，推出了照顾家人的长假和短假：家人被认定需要介护时，员工可以分三次请总计93天的介护假，还能领到相当于工资67%的补助；每年另有5天的短假，可以按天甚至按小时请，方便带家人看病。 政策出台后，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可现实是，真正需要的人里，绝大多数并没有去用这个假。原因说起来让人心酸。 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人，集中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单位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不敢开口请长假，怕位置被人顶替，怕从此被边缘化；很多人对制度细节也不清楚，担心请假后收入下降，去问人事部门，有时还得不到明确答复。 制度写在纸上很漂亮，落到职场的人情和竞争里，就打了折扣。照顾的重担，最终会以最惨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日本每年都会发生数十起“介护杀人”案件，也就是长期照顾家人的亲属，在身心崩溃之后亲手结束了被照顾者的生命，有的随后选择自杀。翻开这些案件，加害者几乎都是独自扛起照顾重担的家属，有的同时照顾着好几位失能的长辈。 他们原本是最爱老人的人，却在长年累月、看不到尽头的疲惫与孤立中，走向了深渊。比中年人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被推到照顾者位置上的孩子。 日本把他们称为“年轻照顾者”。厚生劳动省2021年在学校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每17名初中生中就有1人、每24名高中生中就有1人，在家里承担着照顾家人的责任；其中有一部分孩子，即便是上学的日子，每天也要花四个多小时照顾家人。 问他们最需要什么帮助，过半数孩子的回答是：学习上的辅导。一个本该专心读书、和同学玩耍的年纪，却被迫过早地扛起了成年人的重担。 账单的另一端，是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的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万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两成以上，其中养老金、老年医疗和长期护理占了大头。 这些钱，很大一部分要靠在职的人缴纳的保险费和税收来支撑。年轻人既要养活自己、养育孩子，又要为越来越多的老人买单，花在自己小家庭上的钱和精力越来越少。 生育率下降，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又反过来加重了养老的负担，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日本的今天，对中国来说并不遥远。 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两成，失能老人约有3500万。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有一个与日本不同的特点：未富先老、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城乡差异也更明显。 很多农村老人的子女长期在外打工，真到需要照顾的那一天，身边可能连一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独生子女一代正在步入中年，一对夫妻面对四位老人，再加上自己的孩子，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压力，已经在许多家庭里真实地上演。 在我看来，日本给中国的最大警示，不在于老人有多少，而在于照顾的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 如果养老服务的供给赶不上老人增加的节奏，所有的压力最终都会被推回到一个个家庭；而家庭里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那个独自扛着一切的中年人，或者是那个本该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老人倒下是自然规律，照顾者倒下却是社会的失职。 还要看到，照顾者倒下的代价，远不止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四十多岁的骨干员工辞职回家，企业失去了一个有经验的人，社会少了一份税收和社保缴费，他本人的养老金也因此缩水